本文不表达译者的观点和立场，具体信息请参考原文：
原作者：Jack Morgan
译者：Shuqi Ye
在1927年为最高法院巴克诉贝尔案（Buck v. Bell）撰写的众多意见中，最高法院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写道：“与其等着这些人犯罪之后再来判刑，或是让他们因为无能而饿死，不如防止那些生性明显低劣的人生育后代，这样对社会或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件好事。”
这个案例将合法的绝育手术引入美国。在最高法院视此做法符合宪法之后，30多个州立法允许对社会认为 “不适合”生育的人进行合法强制绝育。从1924年到1979年，仅在弗吉尼亚联邦就有约8000人因此被绝育。
这个臭名昭著的法庭案件涉及17岁的嘉莉·巴克（Carrie Buck），一名夏洛茨维尔居民。在巴克被侵犯并受孕后，最高法院利用此案作为契机，将弗吉尼亚州内已经发生的优生优育做法纳入宪法。
霍姆斯的多数意见反映了美国白人尝试借生理落后的理由，其中包括从 “弱智 ”到身体劣势的各种所谓缺陷，来维护种族等级制度。由此导致的绝育手术受害者通常包括贫困社区的人们、囚犯和被指控滥交的妇女。
佐治亚州立大学的法学教授Paul Lombardo曾在弗大法学院学习，在那里他对弗大与优生学运动和巴克的最高法院案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感兴趣。在校期间，Lombardo调查了当时绝育手术的主要场所Virginia State Colony for the Epileptics and Feebleminded（弗吉尼亚州癫痫病人和弱智者殖民地）的代理律师提供的文件。这一调查路线促使他写下几篇关于优生学主题的文章和书籍，并最终使他见到巴克本人。
Lombardo说：“圣诞节过后我就开车出门去与她和她的一位朋友交谈过一段时间。她愿意描述她是如何卷入这个案件的。她说本质上是她养父母的侄子侵犯了她并占了她的便宜。”
嘉莉·巴克于1983年1月28日去世，就在伦巴多认识她的三周后。
弗吉尼亚大学和夏洛茨维尔的优生学
巴克的故事在许多方面体现了夏洛茨维尔种族主义和优生学的历史。巴克诉贝尔案具有全国性的影响，而巴克的家乡早在她出生前就是优生观念的中心。
弗大人类学教授Getrude Fraser描述了优生观念如何可以追溯到本校创始人和国家的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
Fraser说：“杰斐逊认为非裔美国人是一个不可能有抽象思想的低等种族，他还认为社会结构性不平等是有科学原因的。”
有4000多名受奴役的黑人劳工建造了弗大并维持了大学运作，而杰斐逊的一生在他的Monticello的家中也直接奴役了600多人。
优生观念还可以追溯到著名的前大学校长埃德温·埃尔德曼（Edwin Alderman），Alderman图书馆就是以他命名的。埃尔德曼从1905年起担任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直至他在1931年去世。
Fraser说：“埃尔德曼开始从全国各地招募科学家，其中许多人在当时都在实行优生学。他开始将弗吉尼亚大学塑造成一个最好的科学基地，也可以说是一个最佳的优生学培育皿。”
弗大生物系就起源于这种背景，其创始人Ivey Lewis坚持并教授优生主义思想。本校教师当时进行的研究支持了灾难性的国家法律，包括禁止异族通婚的《种族完整法（Racial Integrity Act）》和在巴克诉贝尔案之后制定的《优生绝育法（Eugenical Sterilization Act）》。校内优生主义者的工作也为在纳粹德国旗下进行的40多万次绝育手术奠定了思想基础。
生物教授Keith Kozminski解释了优生观念如何不止局限于Alderman或Lewis这样的人物。
“在20世纪上半叶，优生学是一门必修课，”Kozminski说。“我们不会不上必修课就从弗吉尼亚大学毕业。要做到这一点靠的不只是少数碰巧对科学有非常独特看法的教师，而是一种体制上的努力。”
Kozminski陈述了当他第一次得到教职时研究弗大历史的感觉。
他指出：“当我来到弗吉尼亚大学时，没有人在带我参观校园时说‘哦，这里发生了各种优生运动。’这一信息并不在宣传手册里。”
Fraser补充说，弗大卫生部门的体制也同样是在“遗传和经济模型都到位的情况下”创建的。
Fraser讲道：“非裔病房实际上是他们过去所说的旧医院地下室。”
虽然医院的这一部分不再划分为隔离区域，但对有色人种的患者来说它一直保持着糟糕的条件。
Fraser称：“在这个社区的人们的认知中，去了这个地方就等于死亡。”
应对过去
由于人们在校园的任何地方都能发现弗大历史的蛛丝马迹，夏洛茨维尔和弗大应该如何在今后与它的历史互动的问题是有必要探究的。弗大生物系承认其在优生学运动中的核心作用，于2020年8月在网上发布了一份使命宣言，描述了其积极抵抗这些观念的目标。
声明中称：“被动的不歧视不能打破存在于学术界和社会中更广泛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和不平等现象。”
该声明概述了生物系未来的具体目标，其中包括努力增加部门中来自未得到充分代表的群体的成员，增加对成员对种族概念和生物系历史方面的培训，以及将教室空间整体设计得更具包容性。
鉴于弗大生物系在优生学中扮演的角色，Kozminski认为他和其他教授需要积极反对系内的历史遗留问题。
Kozminski说：“我们必须谈论它。我真的很高兴看到更多的同事，特别是刚入职弗大的同事记下这段历史并从中学到东西。”
根据学生社会运动家的说法，大学可以用更可以被大家看见的方式与过去互动，比如将纪念优生运动领导人的建筑物改名。尽管一些建筑已经被重新命名，但许多建筑，如前面提到的Alderman图书馆的名字仍然没有改变。
Fraser说：“有些人会说‘好吧，保留的建筑只是一种象征，’但我认为它有很大的分量。就以坦率公开我们的历史而言，进行批判性的调查，然后谈论我们的建筑是否代表我们所崇拜的人......当然，这些人不值得我们崇拜。”
Lombardo探讨了必须如何谨慎地引导这项任务。
例如在2016年，以优生学家Harvey Jordan命名的Jordan Hall被重新命名为Pinn Hall。Vivian Pinn博士于1967年从弗大医学院获得医学学位，她是毕业班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的非裔美国人学生。毕业后，她一直在支持妇女健康倡议。
Lombardo表示：“我十分赞成用Pinn这样的伟人的名字命名建筑，但我认为在像这样改名时，我们至少应该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纪念这个人放进历史资料里。”
Lombardo担心不加解释，单纯的改名可能会抹杀更多的历史而并非与之和解。
他表示：“我最关心的是他们不错过这个机会去教导人们这份改变背后的原因。”
Lombardo不希望弗大忘记自己的历史。在巴克诉贝尔案裁决75年后的2002年，时任州长马克·沃纳（Mark Warner）发表了一份谴责优生学的道歉声明。当时正在法学院就读的Lombardo和他的一位同事为了纪念这一决议，将它的副本张贴在Venable，也就是巴克的女儿读书的地方。
Lombardo说：“我上次去那的时候看到它已经被取下来了。”
在处理各种棘手的历史问题时，在向前迈进和保留关于夏洛茨维尔真实过去的集体记忆的需要之间出现了冲突。
随着社区人口的增长和变化，许多弗大和夏洛茨维尔的居民，尤其是白人居民，甚至可能没有对居住地真实历史的认识。此外，必须有人积极抵制这段历史的沉淀。对于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来说，弗大有责任教导、铭记并纠正这段历史。
科学语言
优生学的历史使社会与科学的关系变得复杂。Kominiski说，在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之后，大众认为科学是了解世界的最佳方法。人们很快就视科学用浸透了客观性和事实语言的图像来描绘世界的结论为理解其调查的任何事物的最真实方式。然而，Lombardo指出科学的研究并不存在于真空中，而是嵌在当时更强大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中。优生学试图通过利用科学的幌子将种族主义的观点作为事实来宣传。
“优生学是用来掩盖古老偏见的科学外衣，”Lombardo讲道。
通过利用任何被视为科学基本真理的东西所表达的情感，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被许多人视为事实，这为当时社会的偏见提供了理由。
Lombardo说：“问题是，我们无法将所谓的科学追求与权力、金钱、社会等级制度以及社会上所有其他流行的想法分开。如果你有一个偏执的社会环境，那么你所谓的科学就会反映出这种偏执，这并不奇怪。”
Kozminski探讨了科学的可能性与推进科学知识时应该提出的问题之间出现的冲突。
Kozminski说：“如果我们想创造新的生物并为生物学提出新的应用，没错，我们可以跑进实验室里干这种事。但是我们真的得停下来发问，‘我们应该做这件事吗？’此外，我们有一个专业上甚至道德上的责任来退一步并提问：‘这项研究是否会成为双刃剑？’‘它是否会被用于对社会不利的事情？’”
科学进步可以促进新的进步，但新的信息可能因被利用和滥用而带来危险。科学事实并不是对着一片虚无发表，而是被传递信息给一个非常具体的社会环境，其中充满了有自己信仰和议程的人。为了支持自己的世界观，他们接收的科学事实有可能是变了形的。
Kozminski提出，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工作的影响，以及他们的产物可能如何被滥用，科学领域需要与其他学科，如哲学和社会学积极互动。
Kozminski说：“期望一个科学家像他们在专长这些领域的同事一样精通伦理学、哲学和社会学是不现实的。同时，他们应该敞开心扉听一听其他学科的人在线上报告之外是怎么评价他们的工作的。”
在疫情期间，科学、科学从业者和普通公众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重要。Fraser认为这迫使科学成为 “一个公共学科”。
科学术语和过于复杂的概念使公众感到与那些实际进行研究的人相离甚远，这导致科学发现过于容易被断章取义或错误解读。通过与公众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科学家会更容易被大家直接信任。而有了更大的信任，就更难通过将科学发现放进社会背景中来扭曲和再现当今的不平等现象。
Kozminski、Fraser和Lombardo都同意必须在未来积极努力培养人们对夏洛茨维尔、弗大和整个美国因优生学运动而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知识。
同样，由于科学语言一直被用来掩盖偏执的意识形态，我们必须重新调整科学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努力解决已经发生的事情和可能继续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辜负了这场运动的受害者的记忆，仍旧与这段历史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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